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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性的现状检讨与思考

作者:李永居 发布时间:2015-10-09 来源:泗洪县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

  裁判文书说理情况决定着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和裁判文书的质量。同时,在深入推进司法公开的背景下,裁判文书说理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书上网公布的质量和效果。司法实践中,二审发回重审裁定书的说理性通常较为薄弱,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降低了发回重审案件审理的公信力,故有检视和思考的必要。

 一、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性薄弱的现状透视

(一)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性程度的类型划分

  笔者以2013年M法院的16件被发回重审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并以说理性程度为标准,对发回重审裁定书作概要说理和简要说理两种类型的划分。从总体上看,概要说理类型的裁定书为15件,而简要说理类型仅1件。

  1.概要说理类型

  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发回重审裁定书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发布的诉讼文书样式进行制作,通常只进行概要说理,从裁定书中仅可获知案件被发改的概要事由,如事实不清、当事人提出新证据等情形;但对于事实不清、新证据的具体细节情况,却无从获知。

  例证1:“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该裁定书说理极为简约,仅说明了发回重审的事由有两项即“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不当”。

  例证2:“本院认为,因二审期间出现新的证据,导致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该裁定书说理同样极为简约,仅说明了发回重审的事由为“出现了新证据”。

  例证3:“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对涉案合同的法律效力认定有误,案件事实尚未查清。”该裁定书发回重审的事由也为两项,即“对涉案合同的法律认定有误”和“案件事实未查清”,说理简约。

  2.简要说理类型

  司法实践中,仅有少部分裁定书进行了简要的说理。

  例证4:“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纠纷,合伙人出资后,其出资财产即转为合伙财产,应在合伙事务清结后对合伙财产进行处分。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判决不当。”该裁定书对原审案件被发回重审的事由进行了简要的阐述,与概要说理相比,说理性程度明显加强,但仍然较为简略。

  从说理性程度上看,无论是概要说理,还是简要说理,均体现了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性的薄弱。

(二)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薄弱的影响性因素

  1.隐藏着的内部函

  在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裁定书的背后大多隐藏着内部函,这是发回重审裁定书仅进行概要说理、简要说理的影响因素之一。一方面,内部函说得较为清楚,原审法院能够清楚地知悉案件被发回重审的具体事由和细节情况;另一方面,发回重审裁定书又言之不详,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无从获知案件被发回重审的详细理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外部公开不说理的裁定书、内部不公开说理的内部函的鲜明对照。

  内部函例证

“上诉人甲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与被上诉人吕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研究,决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你院重审。现将有关情况函告如下:

  一、当事人主张的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吕某无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其以个人名义承接大桥拆除工程违法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涉案大桥拆除合同无效。

  二、甲公司在二审诉讼中陈述,涉案工程系以该公司名义中标,但并非该公司实际施工。该公司与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转包合同,张某系挂靠乙公司进行施工。故建议你院在重审时对上述事实进行审查,查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确定张某、甲公司在本案中应当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此份内部函对应着例证三中的发回重审裁定书,系该裁定书内容的拓展,详细地阐明了涉案合同的法律效力认定有误的具体情况以及尚未查清的具体案件事实。

可见,发回重审裁定书背后隐藏着的内部函系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习惯性行为,系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薄弱的司法习惯因素。

 2.文书样式设计存在缺陷

 根据现行的人民法院常用裁判文书样式,[1]民事类发回重审裁定书文书样式中说理部分:“本院认为,……(概括指出发回重审的理由。如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可能会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说理性程度定位为概要说理类型。制作应注意的事项中也明确为:“发回重审的裁定如果是属于事实不清的,可以附函说明。

  再如行政类发回重审裁定书文书样式中说理部分为:“本院认为,……(简写发回重审的理由)。”说理性程度定位为简要说理类型;在制作中应注意的事项明确:“发回重审的案件,对于该案存在的具体问题,不用在裁定书中阐述,可另行附函向重审法院具体指明。”同样,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内部函的适用。

  除刑事类发回重审裁定书外,文书样式设计的说理类型仅定位为概要说理或简要说理,且肯定了内部函的适用。因此,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文书样式设计上的缺陷,系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薄弱的司法技术因素。 

  3.规制措施的缺失

  对于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性薄弱的问题,已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2010年12月28日,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发回重审裁定时,应当在裁定书中详细阐明发回重审的理由及法律依据。”[2]但该条款属于倡导性规范,并未规定二审法院未在发回重审裁定书中详细阐明理由时的规制措施,也未明确规定取消内部函的适用。可见,规制措施的缺失,系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薄弱的司法规范因素。

 二、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性薄弱的现状检讨

(一)原因分析

  1.在司法心理方面存在怕泄密思想。作为适用内部函的二审法院法官,一般对取消内部函持排斥心理,“怕泄密,使司法工作陷入被动。其实,担心在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具体写明发回重审的理由会造成‘泄密’的思想也是完全多余的,因为,法院审理的绝大多数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都不涉及国家机密。”[3]同时,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裁判理由是裁判文书公开的应有之义,故“怕泄密”思想也与司法公开的理念不符。

  2.在司法理念方面对程序公正的价值存在认识上偏差。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具有优先的价值,一方面实体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实体的正当性要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实现。有些二审法官认为,发回重审案件实体处理上正确就能达到司法公正的要求,在内部函中向原审法院指明发回重审理由即可,故不需要在裁定书中进行说理。这是对发回重审裁定书功能和程序公正价值的错误认识,发回重审裁定书应类似于二审刑事维持原判的裁定书,其功能体现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双重价值要求,故必须进行充分说理。

  3.在司法责任心方面缺乏担当精神。对于一些较疑难复杂的案件,有些二审法院法官有时可能会表现出责任心不强、缺乏司法担当精神。如对于当事人提出新证据或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二审一般能够查明事实作出正确裁判,但因怕费事而以不需过多说理的裁定书发回重审,将查明事实的责任推给原审法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和原审法院的司法成本。

  4.在司法能力方面缺乏对疑难复杂案件准确定性的能力。司法实践中,新类型的疑难复杂案件是难以避免的,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关于新类型的疑难复杂案件的定性和法律适用,二审法院有时也存在困难,此时二审法院若缺乏对疑难复杂案件准确把握的能力,则以不说理的裁定书发回重审显得比较省事,这又将难题推给原审法院,而同时可能在内部函中作出错误的指导意见,进而可能会导致原审法院完全按照错误的内部函意见进行审判。

(二)负面效应

  1.违反了司法公开原则。现代司法特征之一就是向通过裁判文书网、公报案例汇编等各种载体向社会公众公布裁判文书,而裁判文书公开的重要方面就是裁判理由的公开。对于发回重审案件中普遍适用内部函的行为与裁定书说理薄弱的问题,其关键在于没有在裁定书中公开裁判理由,这明显违反司法公开原则。

  2.剥夺了当事人司法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由于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的薄弱,当事人无从获知案件被发回重审的详细理由,故显然剥夺其对案件的知情权。同时,现代司法不仅要求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而且要求遵守正当程序原则,而正当诉讼程序原则意味着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参与诉讼程序。在发回重审案件中,由于当事人不知情而无法有效地行使其程序参与权。

  3.影响了裁定结论的可接受性。正当的诉讼程序保障了当事人的司法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增强了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认同感,因而能够有效地提升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在深入推动司法公开的背景下,由于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薄弱和普遍适用内部函的问题,导致了当事人的司法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故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提出了更多质疑、表达了更多的不满,[4]这也影响了裁定结论的可接受性。

  4.削弱了原审法院审级的独立性。司法的独立性包括司法系统内部相互独立,即一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另一个司法机关的干预。法院上下级关系只是审级关系,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申诉、调卷令等有关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予以监督外,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对于发回重审案件,原审法院通常照搬内部函给出的指导意见进行裁判,且通常没有在内部函意见之外进行裁判的余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审法院审级的独立性,同时也虚化了当事人在发回重审案件作出裁判后的上诉权。

  5.降低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行为的公信力。由于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薄弱和普遍适用内部函的问题,违反了司法公开原则,剥夺了当事人司法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影响了裁定结论的可接受性,削弱了原审法院的审级独立性,因此,也从整体上降低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行为的公信力。

 三、发回重审裁判文书说理性的应然状态

(一)大陆法系发回重审判决说理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的诉讼法继受了德国、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诉讼法的主要内容,对于第二审法院将原审案件发回重审时采用的是判决形式,发回重审的说理较为充分。

 如1997年度台上字229号不当得利纠纷案判决,判决主文为:“原判决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判决理由为:“惟按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分别为债之发生原因之一,其成立要件与效果各别,……本件被上诉人主张依不当得利及无因管理之法律关系而为同一之请求,为客观的诉之竞合之合并。于此情形,法院应审理其一,如认原告之请求成立,即可据而判决,如认可其请求不成立,始应就另一法律关系为审判,非谓应将此两种法律关系混合论断。原审将前开两种法律关系牵混,合并论断,既谓已成立无因管理,复谓亦应属不当得利,究依何者判命上诉人给付?所命给付究为偿还费用或返回不当得利?尚有未明。上诉论旨,指摘原判决不当,求为废弃,非无理由。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477条第1项、第478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5]

(二)英美法系发回重审判决说理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第二审法院将原审案件发回重审,也采用判决形式,强化了发回重审的说理。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米勒散发色情材料案,在其终审判决书中详细地阐明了发回重审的理由:“本案属于众多的‘淫秽色情作品’案件中的一个。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求确立标准,对色情材料下一个定义,以有利于政府的监控。此类案件涉及‘复杂的色情问题’,其早期标准将被更新,案件将被重审。……本院认为,将思想和政治上自由健康的变革,与出版色情材料的商业行为同等对待,才是贬低了第一修正案的意义并与其古往今来的崇高的目标——为自由而战不符。……总的说来,我们再重申以下几点:(1)色情材料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2)政府可以对这些材料进行监控,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材料是‘完全没有社会价值的’。(3)对色情材料的惩处应取决于‘当代的社会标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6]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通常采用判决的形式发回重审,并在判决中阐明了发回重审的详细理由,说理较为充分,这是发回重审裁判文书说理性的应然状态。

(三)发回重审裁定书充分说理的内在价值

  1.充分说理是推进发回重审案件司法公开的有效途径。裁判理由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选择查询了部分省份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但并没有查询到发回重审案件的裁定书。可见,部分第二审人民法院可能没有将生效的发回重审裁定书纳入上网公布的范围笔者认为,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是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较为薄弱,故“不便于”上网公布。因此,公开发回重审案件裁判理由、进行充分说理是促进发回重审案件司法公开的有效途径。

  2.充分说理是维护发回重审案件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进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7]对于发回重审案件中普遍适用内部函的行为,系不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认可接受的方法,故不能有效地促进案件审判按程序公正的公开性、参与性等要求公正地进行。因此,在发回重审裁定书中充分阐明发回重审的详细理由,展示发回重审裁定结论的正当性,应是发回重审案件公正审理的基本保证。

  3.充分说理是提升发回重审案件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障。司法公信力系社会公众在心理、印象和判断上对司法权及其运行过程和结果的一种信任和尊重。可以“通过说理增加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判决、裁定的理解,从而增强对法官、法院和整个司法制度的信任。[8]说理不充分影响了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降低了司法裁判的说服力和司法公信力。因此,只有进行充分说理的发回重审裁定书,才能树立司法公正,提升发回重审行为的司法公信力。

 四、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机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内部函的弃用——以司法公开的勇气祛除非良性的司法习惯

 司法习惯是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办事行为、态度、规则,一般都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与程序公正的公开性、参与性等基本要求相比,司法习惯可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良性的司法习惯,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程序权利;二是非良性的司法习惯,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程序权利。因内部函具有违反司法公开原则等弊端,故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案件中普遍适用内部函的行为,应属于非良性的司法习惯。因此,在深入推进司法公开的背景下,人民法院应主动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广度、深度,逐步取消内部函、公开裁判理由,这已成为当前司法公开的实际行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认为:“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裁定,必须说明发回重审的具体事由,不允许通过内部函等严重违背司法公开的方式向下级法院解释发回重审的理由……”[9]2014年6月,沈阳市中院制定了《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管理暂行办法》,“率先在全省实行民事发回重审案件取消内部函的举措,要求发回重审裁定载明发回意见。”[10]因此,在深入推进司法公开的当下,以司法公开的勇气弃用内部函、祛除非良性的司法习惯,已成为裁判文书说理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说理性文书样式的设计——以完善的司法技术提升发回重审裁定书的说理性

  裁判文书说理机制改革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对裁判文书的样式进行改革,要进一步规范裁定、判决的形式要件和基本要素,任何裁判必须阐明裁判的依据和理由,对于发回重审裁定书样式设计上存在的缺陷,可以从沈阳中院取消内部函后裁定书的实际制作情况及借鉴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发回重审判决制度的优点之中,探寻全国法院统一适用的发回重审裁定书样式设计要求。

 沈阳中院在实行民事发回重审案件取消内部函的举措后,实际适用的发回重审裁定书有两种样式。样式一:“二审判决型”。该种裁定书完整地叙述了原审和二审的情况,包括原审法院查明、原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上诉理由、被上诉人答辩理由以及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详细理由。如(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00207号发回重审裁定书即为此种样式。样式二:“程序事项型”,该种裁定书对原审情况、上诉情况未予叙述,仅对原有的发回重审裁定书概要或简要说理进行了拓展,转变为详细地说明发回重审的理由。如(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00150号发回重审裁定书即为此种样式。[11]

 笔者认为,从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质量和效果来看,采用“二审判决型”的裁定书应优于“程序事项型”裁定书,因为前者公开了较多内容,一般社会公众通过上网查询,可以获知发回重审案的一、二审具体情况,但通过后者仅可获知发回重审的具体理由,而对案情是什么却无从获知。因此,从文书结构的完整性来看,“二审判决型”文书样式设计从技术层面增强裁定书的说理性。另外,最高法院可以发布具有指导意义的发回重审裁定书,为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案件时提供文书样式参考。

(三)规范性措施的完善——制定规制措施,提升对违规操作的内部规制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出台的《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对发回重审裁定书的说理性作了要求,但缺乏相应的规制措施,也未明确规定取消内部函的适用。因此,笔者认为该意见第六条第二款可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案件时,应当在裁定书中公开发回重审的理由及法律依据,裁定书的样式应当符合本院发布的样式要求。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以内部函的形式向下级人民法院阐释发回重审的理由。”然后,在该意见中规定相应的规制措施,这样该条款就具有了刚性的力量,能够有效地提升了对二审法院违规适用内部函行为的内部规制力量。

(四)公开上网的倒逼——充分发挥裁判文书在互联网公布的功能,推动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性的提升

  在深入推进生效裁判文书公开的当下,针对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薄弱的现状,从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裁判文书在互联网公布的功能一方面正向引导二审法院制作出说理充分的发回重审裁定书,另一方面则以公开上网倒逼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性的提升。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细化文书上网的范围,明确将生效的发回重审裁定书纳入文书上网的范围,防止二审法院以“不宜上网公布”为由,不将发回重审裁定书上网公布;二是加强文书上网的检查,即加强对发回重审裁定书上网数量、说理情况、文书质量的检查通报;三是在裁判文书网设立社会公众互动专栏,让社会公众对已上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包括发回重审裁定书)说理等方面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

注释:

[1] 刘彦宁、吴国荣:《人民法院常用裁判文书写作指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月29日第2版。
[3] 周道鸾:《增强司法的民主性和公开性 落实公开审理的宪法原则——以二审发回重审裁定为视角》,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2期,第53页。
[4] 参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一份不讲法理的裁定书》,载http://bbs.tianya.cn/post-828-212305-1.shtml。《法院司法暗道:内部函》,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79b27c0100kcxr..html。2014年7月25日访问。
[5] 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368页。
[6] 邓冰、苏益群编译:《大法官的智慧(上)》,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185页。
[7] [英] 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8] 姜明安:《法治中国与司法公信力》,载《特区法坛》2013年第9期,第13页。
[9] 贺小荣:《掀开司法改革的历史新篇章》,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11月16日第4版。
[10] 孙淑华、王曦、刘东辉、夏婷婷:《深化司法公开 维护司法公正——辽宁省沈阳市中院关于司法公开情况的调研报告》,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12日第8版。
[11] 分别参见:(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00207号和(2014)沈中民三终字第00150号发回重审裁定书,公布于《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extension/print.htmDocid=1782316(7),2014年7月25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