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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中心主义的理念阐释与实现路径

作者:秦 策 发布时间:2015-10-09 来源: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确立庭审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庭审中心主义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方向。作为一种刑事司法理念,庭审中心主义是在“纠正防范冤假错案、保障司法公正,推进诉讼制度改革、维护司法公信”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旨在变革和完善我国法庭审理模式,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一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其实质内涵?它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如何具体落实?如此种种,都是理论上亟待澄清的问题。

        一、庭审中心主义之理念溯源

       作为一种司法理念,庭审中心主义并非源自简单的理论演绎,而是有着深厚的实践背景。伴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进程,它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在思想上加以深化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

      长期以来,由于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和前苏联刑事诉讼模式的影响,我国一直实行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1979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审判方式属于一种强调法官审理职权的模式,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庭前实体审;二是法官直接实施证据调查并推动审判进行。[1]8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审判方式的改革,从强化控辩双方对抗开始到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庭职权、落实公开审判制度等,旨在对传统的审判程序进行变革。改革者们为了革除我国法庭审理模式的弊端,把司法拉出泛行政化的惯性思维,提出了“证在法庭、辩在法庭、判在法庭”的口号,努力让法庭审理成为诉讼程序的中心。[2]笔者认为,这可以视为庭审中心主义的雏形,所谓“证在法庭、辩在法庭、判在法庭”提法,是一种高屋建瓴式的理念创新,它使人们初步认识到了法庭审理对于诉讼程序的基本价值,也为我国后续的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

       1996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第一审程序借鉴了英美当事人主义因素,试图系统构建“控辩式”的审判方式。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行全案移送起诉方式、庭前实质审查和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导致审判实践中“先定后审”、“庭审虚化”的弊病日益显露。为了强化庭审功能、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1996年《刑事诉讼法》取消了退回补充侦查制度,改全案移送起诉方式为复印件移送,改庭前实质审查为程序性审查。此次刑事审判方式改革试图确立和贯彻“预断排除原则”,使法官更加注重法庭的调查审理,而非庭前或庭后的封闭阅卷,也使各界进一步理解了刑事诉讼以庭审为中心的重要性。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强化了司法实务部门对于庭审中心主义理念的认知,但仍然暴露出来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庭前审查以程序审为主,但却未能完全排除法官预断,并且案件的过滤功能存在缺失;案卷部分移送制度的改革虽然有一定意义,但却遭到司法实务部门的规避,原来的“庭前阅卷”变成“庭后阅卷”,一些地方甚至变相恢复了全部案卷移送制度。最高司法机关虽然力图推动庭审活动集中、不间断审理,但由于制度缺陷以及审判独立的不足,难以保证庭审持续进行不被外在因素打断,也不能保证案件能够当庭宣判。而在公检法流水作业的一体化格局之下,侦查中心主义仍然难以打破,庭审在查明案件事实、保障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定性作用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

       针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继续朝着庭审中心主义的目标迈进,如设立庭前会议程序、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但具体的程序设置与工作机制尚须进一步完善。2013年,随着“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冤错案件的发现和纠正,社会各界对强化庭审功能和审判权威形成了普遍的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因势利导,于2013年10月9日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指出了庭审中心主义对于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性,第11条规定,“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2013年10月14日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文件采用了相同的提法,并在同一语段中增加了“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要求。应该说,这一提法是对传统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提升,学界将其概括为庭审中心主义。如果说当年的“证在法庭、辩在法庭、判在法庭”是庭审中心主义的1.0初级版,那么现如今的“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就是庭审中心主义的2.0升级版。毫无疑问,庭审中心主义已成为指导我国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和基本理念。

        二、庭审中心主义之学理阐释

     (一)庭审中心主义与审判中心主义辨析

      与庭审中心主义最相近似的概念是审判中心主义,我国传统观点并不刻意区分这两个概念,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区别,但学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需要澄清。多数观点认为,庭审中心主义与审判中心主义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也有学者将庭审中心主义视为审判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审判阶段的审判中心主义。[3]

       笔者认为,应结合当下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来理解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首先,庭审中心主义与审判中心主义的提出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都是为了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审判权威未能树立、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难题。司法实务部门将其统称为“两个中心”,并视为今后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两个中心’的理念一旦真正确立起来,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职权的配置、刑事诉讼程序的重构、刑事司法方式的改进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4]

       其次,庭审中心主义与审判中心主义所要解决问题各有侧重。庭审中心主义的对立面是卷宗中心主义,它所要解决的是庭审虚化、庭审走过场的问题。而审判中心主义的对立面是侦查中心主义,它所要解决的是刑事诉讼重心前移、诉讼构造错位、司法没有权威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两者之间有内部与外部之别,即庭审中心主义着力于解决审判机关内部如何进行审判活动进而对被告人定罪判刑,而审判中心主义主要是解决审判与侦查、起诉、执行的外部关系。[5]

       最后,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一方面,要想实现庭审中心主义的法庭审理模式,就必须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加强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让我国刑事诉讼的重心从侦查阶段回归到审判阶段。另一方面,要想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构造,前提是确立“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模式,法庭审理要以直接言词的方式调查、核实证据,使法官的心证形成于法庭,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的倒逼,审判对于侦查、起诉的中心地位才能确立,司法权威才能重塑。

     (二)庭审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

       当前关于“庭审中心主义”的含义界定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具体表述为“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这种概括是司法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与操作性,但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法理意蕴却未能揭示出来,因而学理阐述留下了广阔空间。究其实质,庭审中心主义是要强调审判的实质化,庭审功能得以充分展现,不致沦为侦查结论、公诉意见的“橡皮图章”。具体而言,“庭审中心主义”包含以下内涵:

       1.审理方式的集中性。这是指案件的审理不间断地持续进行,直至审理完毕。其要旨不仅在于防止诉讼拖延,更重要的是裁判者对案件事实与证据始终保持新鲜印象,使之切实将心证判断建立在庭审内容的基础之上。审理时间上的不间断持续进行又可衍生出诉讼参与者的集中性和审理者的集中性,前者是指法庭调查必须在审理人员、控辩双方及有关诉讼参与人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后者是指应由同一审判主体参与审理的全过程,不得更换。两者的最终目的同样是保证庭审过程对裁判结论的实质影响。

       2.庭审程序的正当性。这是指庭审程序的内在结构应当符合诉讼规律和认识规律的要求,其具体设置应当充分体现程序公正的价值,保障当事人对于庭审活动的实质性参与,对裁判结论的形成产生富有成效的影响。正当性的庭审程序所要构筑的是一种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构造,在控辩审三者关系中,审判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审判方不仅是居中裁判,而且是居上裁判,位于三角结构的上方或者说顶端,从而确证司法权威与庭审中心之意旨。

       3.裁判形成的庭上性。这是指裁判者就案件的实体问题所作的裁判结论必须从法庭审判过程之中产生,从而使刑事审判程序对裁判结论的形成具有唯一的决定作用。[6]这要求法官强化庭审功能,有效地把工作重点由庭前、庭外、庭下转为庭上。对于庭前审查,应贯彻排除预断原则,避免混淆庭前审查与开庭审理的界限,先入为主;在庭审过程中,应将重心放在庭内调查和消极听审方面,弱化庭外调查权的使用,以保证其审判的中立性,认证时则尽可能采取当庭认证的方式,使庭审活动对于裁判的形成产生实质性影响。

       4.审理、裁判的合一性。这是指只有直接审理者才有权做出实体裁判,未亲历法庭审理者不得行使裁判权。凡交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即应由合议庭代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非经上诉、抗诉或再审,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予以改变。审理与裁判的合一性所要保证的是审判权的整体性,它所反对的是审判分离、先定后审、先判后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而这些正是合议庭作用难以发挥,庭审缺乏实质性的渊薮。

       5.对侦查、起诉的导向性。这是指应当以法庭审理中的举证、质证尤其是法官的认证来引导审判之前侦查、起诉各环节的取证以及公诉准备行为,法庭应当通过认证权的行使对侦查、起诉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事后监督与制约,确保侦查程序和公诉程序的办案标准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定案标准。首先,在证据证明力的认定方面,应当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坚持证明标准,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依法宣告无罪,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其次,在证据能力的认定方面,应当依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督促侦查机关、起诉机关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重视证据的合法性。

       三、庭审中心主义之现实关切

       作为一种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庭审中心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重新提出来,有其深刻的根源,它要直面中国刑事审判实践所存在的问题。易言之,它有着鲜明的现实关切。

     (一)杜绝庭审虚化

       杜绝庭审虚化是庭审中心主义的基本旨向。庭审虚化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庭审调查的形式化,法官对证据的认定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庭上的举证和质证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庭审之前或之后对案卷的审查来完成的;二是裁判的形式化,即法院的判决主要不是由主持庭审的法官作出的,而是由“法官背后的法官”作出的。总之,庭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没有实质性作用,司法人员不经过庭审程序也可以照样作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决。[7]

       在笔者看来,庭审虚化只是学理上对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笼统概括和形象表述,它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司法乱象,包括:庭前准备不充分,证据突袭频现,法庭审理经常中断,庭审效率低下;证人、鉴定人不出庭,法官实行笔录裁判,庭审功能被弱化;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难以保障,刑事案件辩护率低下,控辩平等原则贯彻不彻底,辩护意见被忽视,辩护律师的作用无从体现,等等。因此,庭审中心主义的矛头直指以上司法乱象,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一一化解或消除这些司法乱象背后的问题症结,使法庭审理“由虚转实”,实现庭审的实质化。

     (二)防范冤假错案

       防范冤假错案是庭审中心主义的紧迫动力。近年来,我国大范围的冤假错案被发现和纠正。仅在2013年司法机关就发现并纠正了5起冤假错案,其中以“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最为知名。媒体甚至将2013年称为中国的“冤案昭雪年”。[8]社会各界有理由提出质疑,这些是不是“冰山一角”,是否存在更多尚未曝光的冤错案件?为什么刑事审判未能发挥其防范冤假错案的功能?毫无疑问,冤假错案一旦发生,公平正义就荡然无存,司法权威也必将丧失殆尽。

      大批冤假错案扎堆出现,说明一个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还经不起事实、法律和时间的检验。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庭审质量低下导致事实、证据认定不清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受到多重压力,在面临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特别是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时,法院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处理不当在所难免。[9]在防冤纠错形成的巨大倒逼压力下,最高司法机关审时度势,提出庭审中心主义就是要使司法人员以及社会各界重视庭审的决定性作用,以提高庭审质量、强化庭审功能为抓手,最大限度地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

      (三)树立审判权威

       树立审判权威是庭审中心主义的基础保障。法庭审判作为确认和解决被告人罪责刑问题的最终阶段和关键环节,理应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这是由司法权的最终裁判属性所决定的。“在‘三方组合’形成的诉、辩、审‘三角结构’中,裁判方既居于其间,又踞于其上,即超越诉辩双方而踞于结构顶端,它因裁判职能和地位,对诉讼过程具有权威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10]然而现实情况却全然不同。我国法律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实际上颠覆了司法权的中立性、被动性、至上性等权力属性,使法院的审判毫无权威可言,这实际上是庭审功能弱化、虚化的深层原因之一。

      此次最高司法机关重提庭审中心主义,就是直面上述问题,要通过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法庭审理模式来重塑审判权威。庭审中心主义强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就是说法庭审理将严格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切实履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通过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终局性裁判来约束和引导审前程序,从而进一步对侦查权和起诉权进行适当制约和审查,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的讲配合,并最终树立审判权威,提高司法公信,保障司法公正。

     (四)推进司法改革

      推进司法改革是重提庭审中心主义的基本目标。庭审中心主义理念本身就是伴随着司法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丰富、完善起来的,所以它与司法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我国历次刑事司法改革都是在朝着庭审中心主义的目标努力迈进。从1996年刑诉法修改,推进庭审方式改革、强调法庭审理的正规性、吸收对抗式诉讼模式的积极因素到2012年刑诉法修改,进一步深化改革,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程序、设立庭前会议制度等,改革者都在努力让庭审成为诉讼尤其是审判的中心,从而真正实现庭审的实质化。

       当下,我国的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一系列瓶颈问题暴露出来,例如:由于我国特有的政治和司法体制,法院在面临非法证据时往往没有足够的权威直接将其排除;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我国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率仍然很低;由于保障人权与审判独立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我国被告人辩护权无法得到有效维护、非法干预审判现象频繁出现等等。因此,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还需要进一步向前推进,不断改善并最终解决上述现实困境。在此背景之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最高司法机关适时提出庭审中心主义,透露出以此推进司法改革的政策意图。

        四、庭审中心主义之实现路径

      “庭审中心主义”是一种司法理念,是一种改革目标,是一种没有固定形态的价值追求。要想实现这一理念、目标和追求,则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制度和原则,为其塑型,使其固化。

      (一)建立完善的庭审规则体系

       根据前文分析,庭审中心主义的目标是把刑事审判方式从“以间接闭庭阅卷为主”拉回到“以直接调查审理为主”,即强调法庭审理的重要性,要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这就要求我国应建立完善的庭审规则体系。庭审规则是法庭审理程序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是指导法庭审理规范化、合法化运作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的总称。完整的庭审规则体系应包括两个方面,即庭审结构规则和庭审裁判规则。其中,庭审结构规则主要表现为:控审分离、法官中立、控辩平等、司法至上;庭审裁判规则主要表现为:集中审理、证据裁判、直接言词、辩论质证。因此,我国要想实现法庭审理的操作规范、程序合法,要想实现审判程序对侦查、起诉程序的合理引导和合法规制,并最终树立法庭审理的绝对权威,从而达致庭审中心主义,就必须严格执行上述具体的庭审结构规则和庭审裁判规则,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庭审规则体系,以保障上述目标的实现。

      (二)事实审理应充分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刑事审判的重要原则,是彰显一国刑事司法文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所谓直接言词原则,实际上是直接审理原则与言词审理原则的合称。直接审理原则要求法官进行“实质的直接审理”,即法官应亲历调查原始的事实与证据,不得假借证据的代用品代替原始证据,以使法官正确形成心证并发现实体真实。言词审理原则要求所有发生在诉讼程序中的事项,在法庭上均需用口头来表达,包括讯问被告人、调查证据、言词辩论、表决宣判等;凡是没有经过口头说出的,均不得考量。[11]综上所述,直接言词原则的目的在于给法官以新鲜、直观的印象,使其在庭审过程中正确形成心证并发现实体真实。所以,如果我国想要实现庭审中心主义,就必须抛弃原先的卷宗中心主义,禁止采纳传闻证据,加强庭审的举证、质证、辩论环节;全面充分贯彻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努力提高证人、鉴定人和侦查人员的出庭比率。只有这样做,才真正有利于控辩平等的实现与庭审的透明化和实质化。

     (三)落实被告人公正审判权,保证控辩平等对抗

       庭审中心主义强调“控诉辩护在法庭”,这就要求法庭审理应严格落实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以保证控辩平等对抗。所谓公正审判权,是指由一系列与公正审判有关的、具体的权利组合而成的权利群或权利集合。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对其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具体包括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准备辩护的权利以及与辩护人联络的权利;出庭受审、辩护和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等。落实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实质上就是要确认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强化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以有效实施,从而进一步实现控辩的平等对抗。我国司法实践中,弱化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侵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事件时有发生,这就必然导致了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失衡、辩方力量过小的局面。因此,要想实现庭审中心主义,在今后的刑事司法改革中,我国需进一步落实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保证控辩平等对抗。

      (四)完善庭审程序与庭前程序的衔接机制

       庭审程序的高效运行与庭前的充分准备是分不开的,庭审活动如若缺乏充分的庭前准备,就很难保障庭审的质量和效率,庭审实质化的愿望就会落空。因此,我国想要确立庭审中心主义,实现庭审的实质化,就需要完善庭审程序与庭前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要切实执行庭前会议制度,使其发挥实质功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设立的庭前会议程序,旨在解决我国刑事审判中长期存在的证据突袭、诉讼拖沓、庭审虚化等弊病,它通过在庭前解决诸多程序性事项来充实庭审内容、强化庭审功能、提高庭审效率,最终达到庭审实质化的目的。这可谓与庭审中心主义的目的和要求不谋而合。对于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和当事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应召开庭前会议,妥善解决相应的程序性事项,准确归纳整理案件的争点。只有在庭前明确案件争点的基础上,法庭审理才能紧密围绕争点展开,调查和辩论才具有针对性,庭审的实质化和庭审中心主义才能最终实现。

      (五)妥善设置庭审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庭审中心主义强调“证据调查在法庭”,这就要求我们应妥善设置庭审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因为非法证据排除是证据规则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庭审程序将侦查机关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排除在法庭之外,使侦查人员意识到取证程序合法的重要性,从而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只有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才能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引导和制约作用,才能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和杜绝庭审虚化,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才能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庭审中心主义也才能够得到实现。然而,我国虽然在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传统的司法理念尚未完全转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仍存在一些问题等原因,导致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欠佳。[12]因此,为了实现庭审中心主义,我国应在今后的刑事司法改革中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妥善设置庭审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六)裁判文书说理应围绕庭审活动展开

       庭审中心主义注重“裁判说理在法庭”,这就要求法官应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而且裁判文书的说理应围绕庭审活动展开。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并不是要求裁判文书面面俱到地反映法庭审理的情况。恰恰相反,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是要准确概括案件争点,阐明法庭对控辩双方意见采纳与否的决定和理由,公布法官心证的形成过程,最后在此基础上提纲挈领地论述裁判意见和相应的依据。[13]此外,为了让被告人及被害人尽早知晓法庭的自由心证及裁判结果,我国亦应提高当庭宣判的比例。目前我国刑事案件法庭审理结果的宣判大都择日进行,当庭宣判的比例极低。如果在法庭上未能解决定罪量刑问题,而在庭后进行评议,这是不符合庭审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的。即使当庭不能详细说明心证形成的过程和裁判形成的理由,当庭先宣布裁判结果,日后再形成书面判决理由也比目前的情况好。综上,提高当庭宣判比例与围绕庭审活动展开裁判文书的说理应是实现庭审中心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

 

注:本文是由秦策副院长与许克军研究员共同完成。

       秦 策,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挂职);
       许克军,南京师范大学“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参考文献:

[1]龙宗智:《试析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参见蒋惠岭:《重提“庭审中心主义”》,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4月18日第5版。

[3]参见徐玉、李召亮:《庭审中心主义刍论》,载《山东审判》2014年第2期。

[4]沈德咏:《刑事司法程序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24日第2版。

[5]参见顾永忠:《“庭审中心主义”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16日第5版。

[6]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以下。

[7]何家弘:《刑事庭审虚化的实证研究》,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

[8]参见赵晨熙:《终结冤假错案》,载《法治周末》2013年12月26日第1版。

[9]参见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第2版。

[10]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11]参见[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以下。

[12]参见孙长永、王彪:《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现代法学》2014年第1期。

[13]参见刘静坤:《“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历程和路径探索》,《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16日第5版。